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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近期发行的绝味转债、贵广转债的发行公告中均对机构网下申购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可转债打新也有望走向公平。“虽然机构多账户申购的情况一直都有，但近期市场上不少机构动用几百个账户顶格申购明显不符合逻辑，有超规模打新的嫌疑。如果遇到极端情况，很容易引发风险事件。”3月13日，华东某券商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下跌也给外资提供了建仓或加仓良机。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规模在几百亿上千亿美元规模的基金，都在积极布局A股市场，疫情发生后依然在积极布局。外资过去十年间严重低配中国，虽然这种低配中国股市的策略在2017年开始转向，这种外资持续入场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也不会因为疫情而转向。外资加仓中国目前虽难以断定也能持续十年，但持续两三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一，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调整政绩观，不再搞GDP挂帅。扩大地方债务规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撑比较高的GDP增长速度，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在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情况下，人为抬高增长速度，必然以超出偿还能力的规模筹集资金，加大财政金融风险。而由高风险支撑的高速度是不可持续的，还是要落下来的，引起大起大落，最后算总账，代价很高，速度反而不可能高。同时还有一个不同时期平衡增长潜力的问题。有的地方“十三五”安排了很多项目，到“十四五”项目就不多了，这一届高速度、高风险，下一届速度大幅下跌，还要接债务风险的包袱。还是要从长计议，给以后留一些增长潜力，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尽力而为。此外，还有一个政绩观的问题。有的同志以为只有高速度才是政绩，才叫有所作为。其实，三大攻坚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的，需要更大的本事、更大的作为，做成了会有更大的成就感。所以，必须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绩观、目标体系和政策体系，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控制地方债务风险的起因。
同时，过高的房价、低水平的消费和劳动保护不足是经济融合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公共服务融合方面，需要关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问题。报告还发现，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心理文化融合程度越好，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少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也比较低。
不过，有分析认为，一旦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升级，将导致中美经贸逐渐“脱钩”，而这似乎也是美国鹰派希望看到的。据彭博新闻社网站报道，当前，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占据了上风——他们注定会发动一场“秋季攻势”。报道援引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话说，鹰派正在考虑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议程：让美中这两个经济体长远脱钩，目的是让供应链从亚洲回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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